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个很实际、也很难回避的重要话题：如何看待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面对这份复杂而丰厚的传统，其中哪些值得珍惜和继承，哪些需要辨析和反思，又该如何在今天的处境中重新理解和更新文化？
事实上，三千年来形成的种种思想传统，并没有随着时代过去而消失，它们仍然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伦理观念和生活方式。即使我们未必意识到，它们也在持续塑造着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己，以及理解人与社会关系的方式。
因此，如何认识这些思想传统留下的深层影响，如何在理解传统的同时保持反思，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是一个很重要、也很现实的议题。
著名学者萧三匝先生的新作《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恰恰可以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颇有启发性的入口。
2025年8月，萧三匝先生新作《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出版。作者对全书的定位十分形象：“鸟瞰式”述评中国古代思想演变历程。相比学院派思想史著作，这本书对普通读者十分友好易读，作者在深入浅出的写作中鞭辟入里，融入了大量创发性的评论，期待为读者带来新的纬度。
2026年8月，视野读书会邀请萧三匝先生进行了一场直播对话。对话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1.为何选择“天人关系”作为理解中国思想史的主线？
2.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思想三千年的演变？
3.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今天的我们如何借古鉴今，重新理解中华文明，并思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借鉴？
以下为本次对话三大部分十个问题的的访谈文字节选。完整直播剪辑，请点击音频条收听本期视野读书会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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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萧三匝：
思想者、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
@王璐德：
《视野读书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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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时间线•提要】
03:05 第1问：为何会选择从思想史进入中国历史？
09:13 第2问：为什么会选择写这样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书？
21:55 第3问：为何选择“天人关系”成为理解中国思想史的主线？
29:10 第4问：这本书采用的一些特色结构的原因是什么？
33:22 第5问：“天人关系”的思想在古代3000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40:40 第6问：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是一个因为不断远离天而越来越困顿的过程吗？
51:16 第7问：书中采用中西思想之间对照的方式是否公平？
57:30 第8问：加入徐光启和日本吸收中国儒学的案例是怎样的考虑？
01:02:15 第9问：如何面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遗产？您的“光照派”的立场是什么涵义？
01:14:12 第10问：希腊、希伯来和中华文明传统有哪些核心贡献？
01:17:02 未来写作的计划以及与读者问答
第一部分：为什么写这本书？
一问：在历史观方面，一方面，尤其是中国古代，常常认为历史是由帝王将相等一些大人物塑造的，另一方面，学界又很关注经济、技术、制度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历史中的小人物，认为是这些在塑造历史。您这本书选择从思想史进入中国历史。那么，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思想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它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历史走向？
萧三匝：确实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主题去书写历史，比如政治史、哲学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历史不是由任何单一因素决定的，但在我看来，各种因素在历史发展当中的作用占比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认识到不是说单一因素会导致历史的变革，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强调影响历史的一些主导性因素。
我为什么要写思想史呢？因为人是观念的动物。人的所有行动都是被观念指引的。所谓“思想”，就是我们所有观念的内核，就是所谓“三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既然人是观念的动物，那么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历史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思想史很重要？为什么思想在人类发展史上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它甚至能够影响一个民族的历史走向？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华盛顿。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是大陆军总司令，后来被选为总统。以他当时的威望，完全可以当国王，但他不愿意当国王，甚至不愿意当终身总统，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美国历史很短，不值得我们重视，但后来被称为美国人的那些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原本是英国人，殖民到了北美而已。也就是说，他们是带着他们的观念过去的。在华盛顿的观念里，就不应该当国王、就不应该有国王，就应该实行法治，这个法源自上帝的永恒法，这是他观念里面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当中国古代那种专制君王。
第二个是袁世凯。1912年，中国就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为什么袁世凯当了几年总统以后非要称帝呢？实际上在很长时间，他在晚清维新运动中也算是一个领袖人物，但为什么他还要称帝呢？因为他的思想观念里根深蒂固地遗传了帝制思想，摆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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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您这本书有很多特色。我们希望这次访谈可以拿出几个重要的特色去讨论。首先很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深入浅出，古今中外的文献也都很丰富，可以给我们分享下您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成的吗？您之前很关注中国当代思潮，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写这样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书？您为这本书的写作做了哪些预备呢？
萧三匝：我大概介绍一下我治学的心路历程。我基本上经历了这么一个转变：从关注现实到追问根源，从关注现象到追问本质，从关注制度到追问人心。我个人认为，思想者的思考不要流于现象、不要流于表面，要追根溯源、打牢根基。
我在媒体工作了20多年，有很多朋友、同行带着使命感做社会调查记者。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固然很重要，我也很佩服他们，但我觉得，就算解决了一个个小问题，也未必有助于大问题的解决。大问题的解决需要人心的改变，人心的改变说到底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我就要去追问，我们怎么来改变我们的观念，而不是成天纠结于一些具体的社会热点。热点特别多，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社会热点的背后有相同的指向和相同的逻辑。比如说铁链女、苏丹红、三聚氰胺这些事件，我认为它可以归结为一点：信仰的缺失导致爱的缺失，导致底线被不断击穿。所以，透过现象去看本质、透过现象去追问人心显得非常重要。
我这本书封底上有一句话：我们还生活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延长线上。甭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DNA了，或者说是已经作为血液流淌在我们身体里了。甭管你自认是比较摩登，还是比较保守，事实上也都是这样。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1. 在中国好多公司里会称呼同事“张姐”“王哥”等等，这些称呼在西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在中国自然而然呢？它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家族观念在现代社会的一个移植。你在家里称呼“哥”啊“姐”啊，到陌生人组成的公司、单位里也这么称呼，显得很亲切，就像在家里一样。
2. 甭管你说你的思想多么超前，你到饭店请人吃饭，总得有一个主位。谁坐这个主位呢？基本上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职位比较高的坐主位，第二种情况是年龄比较大的坐主位。这不是典型的儒家观念吗？
3. 我们大多数人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托人找关系来解决，而不是说按正常的流程、法治的轨道去解决。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儒家观念的影响？
4. 我们有些人观念很现代，很反对中国所谓孝道的观念。嘴上可以很反对，但是如果你被人指责“不孝”，你也是接受不了的。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儒家观念的影响？
这些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且不论它是对还是错，我只是想说，即便到了21世纪，我们很多传统的观念还深刻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言行。
那么我们就要追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不是足以应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甚至能够为我们的未来指引方向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能够安顿当代中国人的心灵，让人产生一种平安喜乐的心？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目前的现实就是有很多人抑郁，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搞不明白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第二，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建构一个比较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呢？显然，从历史上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证据。既然历史上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证据，我们就不能善意地猜想说未来能够提供这样的证明。
由此，我们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如何实现更新呢？实际上这也是西学东渐以来历代中国学者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1840年以后，尤其甲午战争1895年以后，这种需求就更加迫切，不管自称是新派，还是自称是保守派，其实都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我举当代的两个学者为例：一个是林毓生，美籍华人，哈耶克的学生，他有一本书就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是我看完那本几百页的书以后，没看出什么名堂，他也没讲清楚到底怎么转化。还有就是久负盛名的李泽厚先生，他也很关注这个问题。他们两个人一个人说要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个人说要实现中国传统的转化性创造，大同小异，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没有拿出足以让人信服的方案。这就对我构成一种挑战，我就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这本书其实想回答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如何更新。
至于写作机缘是这样：2019年，我一个朋友在一个知识付费平台工作，他邀请我讲一个系列课程。合同基本上都签了，后来这事黄了。我在跟他签了合同以后就开始写讲稿，写了几讲了。我就想，虽然合作黄了，但这个系列我可以把它写下去。所以我这本书的写作采取了一种讲座方式，既然是讲座，就必须深入浅出。
至于说预备的话，跟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有极大关系。因为我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历代的思想原典和思想史名著，应该说为了写这本书，我读了很多名家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参考文献里也都有列明。他们的观点也给带给我一些启发，但总的来说，我的这个视角和写法，几乎可以说跟前人和今人都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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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如何理解三千年中国思想？
三问：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思想史纷繁复杂，但这本书用一个主题——“天人关系”来贯穿三千年的思想史。您也提到史学家钱穆在离世前三个月的“最后一篇遗稿”《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彻悟到：“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您为何选择“天人关系”作为贯通全书的主题，成为理解中国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呢？它和其他理解中国文化的路径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萧三匝：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在自述里讲了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能绝大多数人只关心后两句，但没有关注第一句。其实“究天人之际”才是最重要的，它才是“通古今之变”和“成一家之言”的前提和基础。
在我看来，无论古今中西，思想史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天人关系，甚至没有之一。为什么呢？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被抛进这个宇宙当中的，相当于人是一个漂浮的存在，宇宙茫茫，人生漫漫。但是人最独特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总要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怎样的社会才是值得我们去活的社会这类问题。所谓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有明白了天人关系，才能够回答清楚这些问题。
我下一个断言，世界观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前提。可能我们平时讲三观，更多人感兴趣的是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三观最重要的是世界观，有不同的世界观就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天人之际本质上处理的就是天的主宰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叫天人关系，在西方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本质上都一样。
我认为从最重要的天人关系的角度去看中国文化，就会看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我是带着问题意识，同时是着眼于未来去写这本书的。与其说我是在写历史事实，还不如说我写的通篇都是史论。我只是依据史实去展开我的论述。大多数思想史写的都是从成功走向成功的历史，写的都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的观点都是合理的。比如说孔孟那个时候是很合理的，到了汉代董仲舒又很合理，到了宋朝程颐朱熹又很合理，然后到了王阳明也是很合理的，而且这种合理是后一个阶段总是在超越前一个阶段，写的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从一个合理走向另一个更高级的合理的过程。
我就想问，如果每一个阶段都是合理的，那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思想家的观念差异那么大？比如说王阳明对朱熹的批判就很严厉，那到底谁是合理的？第二，如果这一切都是那么合理的，那我们近代就应该生活在一个黄金世界，为什么我们近代以后不仅是在器物层面上不堪一击，在精神层面也站立不住？所以我的写作是从问题意识出发，看出我们的思想史从根上就出现了问题，而大多数思想史的写作是从胜利到胜利，从成功到成功，论述的全是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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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这本书中，您对思想史的时期的分法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您对每个时代的重要思想人物，并不是简单介绍人物生平，而是通过关键词提炼他们的思想，再进行评价。这种写法对于普通读者很友好。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结构来呈现三千年的思想史？
萧三匝：写一篇上万字的长文章，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剪裁——你写什么，不写什么；首先要确定写什么主题。写任何文章都要先确定一个主题，以这个主题为尺子进行剪裁，这样文章才能落到实处。好文章一定不要面面俱到，更不用说书了。
在我看来，写任何历史都要做到三点：第一个叫知其要：知道它的要点是什么，这就体现了作者的见识。第二个叫知其变：知道中国三千年思想史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第三个叫知其得失：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才能知道得失是什么。如果你一开始就预定了孔孟说的话都是人间至理，那你就不可能跳出整个中国思想史来看缺失了。我为什么确定通过天人关系这条主线来看中国思想史呢？也是希望由此发现中国传统思想的得失是什么。
五问：您在书中提出几次重要的“补天行动”，也就是思想家面对时代危机时，对“天人关系”进行重新回应和调整。如果把中国思想史看作不断回应“天人关系”的过程，这几次思想回应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萧三匝：共同点就是历代思想家都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能够自圆其说、逻辑自洽的思想。目的是两点：第一是为人生找到意义，第二是为政治和社会立定秩序。
从天人关系角度去看3000年的变化过程，我认为，中国思想史走了一条人与天逐渐疏离的下行抛物线轨道。我也可以把它概括为“天崩地裂”或者“天塌了”的过程。
先秦时，孔孟都是敬天的。但孔子感慨说“天何言哉”，自此中国历代思想家打破脑袋都想不到天是会说话的，祂有明确的旨意。孔子相信有一个天，他敬畏天，但天的旨意是什么，他不清楚。到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了秦汉大帝国，就需要统一意识形态，于是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来补天。他深知天的价值，所以他要造天、补天，但到汉末“天人感应”学说破产了。董仲舒造的天基本上是主宰之天，他也混杂了自然之天、道德之天。到了程朱理学，程颐和朱熹继续补天。他们构造的这个天就不是又真又活、像人一样的存在，而是一套道理。他们认为天地之间有一套亘古不变的道理，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道德之天，是一套道德律令。你发现了吗？天从又真又活的主宰之天已经下降成为道德律令了。到了王阳明，强调的是“良知自作主宰”。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良知自作主宰就行了。虽然他也承认有一个天的存在，但实际上逐渐用每个人的良知代替了天。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天人关系，是从天，到理，再到心，是这么一条不断衰减的抛物线。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从敬畏天到人取代天，人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自以为神，人越来越觉得天命不足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此就导致了我们没有一个大家能够信奉的绝对标准，于是人心失序，也就必然导致社会失序，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天到明末就已经完全塌了。进入清代以后到现在，中国人的天都没有完全补好，所以我们总是很焦虑——人活着到底是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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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您这本书也让我想到薛华的《前车可鉴》。他作为一个西方人，认为西方人越来越离开上帝时，社会和历史变得越来越衰落，您这本书让读者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在您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是一个因为不断远离天而越来越困顿的过程吗？
萧三匝：我也拜读过薛华的《前车可鉴》，我非常认同他的话。古希腊哲学特别在乎人的理性，同时猜测有一个至高的存在。这个至高的存在，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概括，有的概括为几种元素，有的概括为数，后面发展到了认为有一个Logos（逻各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至高的、抽象的存在。这就是希腊哲学家用人的理性所能推导出来的极点了。他们跟中国的思想家一样，也不知道逻各斯的意志是什么、指令是什么。直到基督教出来，基督教的上帝就完全代替了逻各斯。因为基督教告诉希腊哲学家们或者信奉理性哲学的人说，你们说的那个逻各斯就是上帝，上帝超越你们说的逻各斯，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历史就进入了基督教全面征服罗马帝国的时期，近代又出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逐渐发现了所谓的人的价值，最后发展到抛开上帝闹革命了。
如果让我总结的话，我会说，当天人关系处得比较好、比较和谐的时候，西方就是蓬勃发展的；当天人关系出现巨大裂痕，甚至有人认为上帝已经死了的时候，那么人就必然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实际上没死，但尼采由此就疯了。
西方现在之所以出现各种社会文化乱象（比如说多少种性别的定义）都可以归结到信仰的迷失。天人关系没处理好，就导致各种乱象。
中国的情况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就是我们过早地进入了人文主义，孔子就是人文主义的宗师。虽然他也敬天，但是他对天也有点三心二意，所以他就很强调人的道德自主性。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的天就没那么高，后面就更是不断下滑。
我现在想追问的是，为什么历代那么多思想家都试图补天，却都失败了呢？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深深地同情所有的思想家，因为但凡人去补天，就必然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所理解的天是主宰之天，那么祂是创造万物、护理万物、审判万物的，祂怎么能被人创造出来呢？所谓补就是创造、修补嘛。如果人能补天，人就是造物主，而天成了被造物了，关系就弄反了。人根本没有资格去补天、去造天，所以就决定了思想家的努力一定都是徒劳的、会失败的。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读古文会发现，中国文字的表意功能是很模糊的。比如，朱熹的文章里出现“理”这个字，有些地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天理”，有时候你必须把它理解成“百理”，同样一个字所指不同，就需要你去仔细地辨析。说回关于“天”的观念，这个字实际上可以分成四层意思：主宰之天、规律之天、自然之天、道德之天。中国思想家用这个字时，往往混杂了这几层意思，概念的不清晰就导致天的内涵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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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
七问：在您对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史人物进行评析时，您也常常使用西方哲学史的一些人物的思想作为棱镜去对比。这是否是一种把西方作为量尺的表现呢？怎么看待这种中西思想之间的对照？同时，您怎么看待西方历史的优势和缺陷？
萧三匝：有一句话很重要：不能理解世界，就不能理解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文明。在一个封闭的状况下，去评价某个事情是好还是坏，是没有意义的。打个比方，鲁迅和赵树理都是写中国乡村的，那么这两个人写的乡村有什么不一样？巨大的差别是鲁迅是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乡村，而赵树理是用乡村的眼光去看世界。视角不一样格局是不是就不一样？鲁迅是不是更高明一些？
但更重要的不是对比中西文化，因为只有两个事物是可以并列的，才能够进行对比。中西文化对比，从梁漱溟100年前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已经开始了，但我认为这种对比应该翻篇了。因为这种对比虽然有价值，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为文化找到神圣的源头、锚定神圣的源头，这样文化才能够滋养人、提升人。神圣的源头就像引擎一样，能给文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西方的优势是它既有源自希伯来的犹太教-基督教信仰，又有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也就是说既有对上帝主权的强调，又有对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强调。这二者和则两利，分则两伤。它的劣势是什么呢？当信仰和理性分离，主要体现为人抛弃信仰的时候，就会产生无数毒素。现代所有思潮其实都是从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的，比如说物质主义、存在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实证主义、平等主义等，都是西方思想的毒素，它们为什么产生？就是因为信仰和理性分开了，人抛开上帝闹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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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问：我在读您这本书的时候，感到书中最出彩的，是第31讲的徐光启和第39讲谈到日本的历史经验，这两个部分似乎突破了传统中国思想史主要关注内部发展的方式。您加入这两个案例，希望帮助读者看到怎样的视角？
萧三匝：徐光启的重要性在于当西方在信仰和科学两个方面对中国产生冲击时，中国最一流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一个正确的应对态度。徐光启面临的是根据我们中国的传统自身的演进已经解决不了怎么跟世界相处的问题，于是他拥抱了西方的道和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先行者，他的很多见识甚至超过了中国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这是徐光启的意义。
为什么讲日本呢？我写的是儒家思想进入日本以后发生的一个变化。对于日本人而言，如何对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一个创造性的转化，或者叫转化性的创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日本人更加敬畏一个超验的存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如何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移动互联时代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或者转化性的创造？或者按我的说法就是实现文化的更新？日本的做法能不能带给我们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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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整本书关于古代的不同时期的思想历史和人物，通篇读下来，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误解，好像他们都还不错，有卓越的贡献，但是都有致命的缺陷。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史既有伟大的智慧，也有时代限制，那么站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份传统？哪些思想资源仍然具有生命力？它对于今天中国乃至世界文明有什么意义？您在书中提到自己是“光照派”的立场，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的内涵？
萧三匝：抛开我们古代经典中针对具体场景的那些看法，抽象地看，儒家、道家、佛家都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点，比如，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敬天爱人、诚实、中道、和平，道家讲的注重变化、顺应自然，佛家的是看空世界、注重因缘、业报，其实都不错。
我想说，中国传统思想整体来讲不是不好，而是远远不够。儒释道三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容易过于看重人本身，容易走向自大，也容易走向自卑。为什么容易走向自大呢？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你可以通过修身成圣，道家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可以通过修炼成仙，甚至长生不死，佛家讲的是可以通过修行成佛。可以成圣、成仙、成佛，这些观念是相当自大的，但这些自大的观念一遇到现实被击得粉碎以后，你成不了圣、成不了仙、成不了佛以后，就很容易陷入自卑。所以对中国人来讲，要真正做到平视别人、不卑不亢是相当难的。
如何对待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我认为有四派代表性观点：
第一派叫中体西用派。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是代表人物。但这主张天生就存在巨大的逻辑漏洞。首先，为何一定要以中学为体？如果我们的天早就塌了，那么你何以成为体？其次，西方有西方的体，有西方的用，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二者扭在一起，它是不是不会化合，反而会产生一种排异反应呢？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化就产生了很多排异反应。
第二派叫全盘西化派。这一派有两个问题：一是绝对不可能全盘西化。甭管你多么西化，其实你的观念里带了很多传统文化DNA，抽刀断水水更流，你根本斩不断。二是西方思想里面本身就有很多毒素，你是不是都拿进来用？所以这一派在逻辑上和从现实上都是不可能的。
第三派叫扬弃派。就是说好的东西我们就拿来，不好的东西我们就扔掉。看似很简单、很正确，问题是你以什么为标准来取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就会莫衷一是。
第四派是我提出来的，叫光照派。基本主张是，信仰在上，光照文化，文化自化，自我更新。
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之中，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所以我们不能抛弃文化：另一方面，每一种文化都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关键问题是让至高者或者让信仰的真光来照彻文化，为文化安上一个不竭的、神圣的引擎，这才是最重要的。
文化自化，是怎么一个自化法呢？我举几个例子：
1. 中国文化里面很讲“忠”这个概念，我们的忠是忠于个人或者组织，但如果信仰光照了文化，我们照样可以保留忠的概念，但是忠的对象可以转移到至高者身上，这是不是一种更新呢？
2. 中国特别讲孝，但历史上因为愚孝就发生很多悲剧，你不能天生的认为父母对孩子就一定很好。实际上在西方也讲孝，十诫里面也讲孝，但它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父母应该站在真理一边，这样的话，儿女对父母的孝顺就是自然的。这是不是对孝的观念的一种更新呢？
3. 再比如说爱，中国文化里面也讲爱。“仁者爱人”讲的就是爱，但儒家的爱是一种等差之爱，你首先要爱你的父母、家人，然后让爱一圈圈地往外扩散。你如果爱心小，基本上只在你的家庭、家族里讲爱，还没扩散出去，就会导致人间缺乏爱。但如果我们有信仰光照文化，那么我们就可以扩展这个爱，扩展到爱众人，甚至爱仇敌，那是不是我们关于仁爱的文化传统也实现了更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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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不断交流和碰撞。有人认为，西方文明受到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重要影响，而中国文明则深受儒家传统影响。您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也不断与西方思想进行对照。那么，在您看来，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和中国文明传统分别贡献了哪些重要智慧？今天的人应该如何理解、吸收和彼此借鉴这些文明资源？
萧三匝：古希腊贡献的是理性，希伯来贡献的是信仰，我们也可以换个词叫灵性——每个人都有灵性。中国，尤其是儒家贡献的是德性，就是道德的价值，所以中国小孩看电视，首先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西方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理性和灵性的平衡，或者就是理性和信仰的平衡。西方不是不讲道德，它的道德本身就来自于信仰，我们甚至可以说道德就是信仰的衰减版。对中国而言，我觉得就是两个方面：为德性筑牢灵性的根基，同时发展理性。（END）